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。

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、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、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……越干越大、越干越大。

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，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。

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，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，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。

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。

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，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，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。

蒋友仁则在反思，偶像崇拜，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？

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、金钱、财富，利润，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？

新时代人们都利润、金钱的追捧，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？

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，在产生了“崇拜金钱”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，他又开始思索更多。

而这种更多的思索，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。

他发现，澳门的衰落，和大顺的贸易政策，息息相关。

如果大顺放开贸易，那么澳门就会衰落；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，那么澳门就会繁盛。

而在澳门的繁盛期，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，解读为“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、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”。

然而，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；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，澳门瞬间衰落了。

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，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。

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，他是传教士。

所以，他的视角，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。

即，“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”这个概念，具象之后，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？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？

如果不是偶像崇拜，而只是一个事实，那么澳门就不会因为大顺的贸易政策或是繁荣、或是衰败。

而这不是一个事实，而是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不合理的相信，那么这显然就是偶像崇拜啊。

谁说偶像崇拜的偶像，一定得是人呢？

而这个崇拜的基础，不正是金钱吗？因为之前赚钱，所以才敢说优越，那这不还是一种对金钱、财富的偶像崇拜吗？

他心中的第二个冲击和思索，源于欧洲已经开始的新时代，最终在大顺贸易政策驱动下的澳门这个特殊之地，萌芽成长。

他在澳门受到的第三个冲击，则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乱，以及大顺击败了满清，以保天下之名结束乱世之后，对前朝问题的反思。

简而言之，就是，前朝差点亡天下，得有个什么玩意儿背锅。

谁来背这个大黑锅？

自然是理学，当然，也有批判说是理学衍生出的心学的。总不可能让儒家这个总体来背这个大锅吧？

也就导致了大顺这边，理学破，而新学不立的情况。虽然有官方意识形态，但官方推崇的那些，缺一个半圣来整理成体系。

一时间，很多儒生都认为“破一分程朱、近一分孔孟”，开启了直接读先秦经典的风气，认为后世注书明显是掺杂了私货，要直接看原文，看先秦古籍，不要去看宋儒的注解。

这种风气，根源就是差点亡天下的反思。

而这种风气，也带动起来了先秦古籍的大量传播。然而，先秦书籍，又不是只有儒家的，还有诸子百家的，尤其是先秦时候诸子互喷的文章居多。

蒋友仁在儒学之外，尝试着也看看先秦其余学派的文章，然后就看到了韩非子的书。

韩非子说：在他们那个时代，巫祝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