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本在农场打工，工资肯定比济贫法规定的最低工资高。

但是，很显然，农场主会选择降低工资，把工资降到济贫法规定的工资更低的程度。

比如说，原本在农场打工，一个月赚5钱银子，而济贫法固定月薪4钱银子才能领到济贫补助。

农场主一看，这不简单吗？我把工资降到3钱银子一个月，打工的每个月能领3钱银子的工资，还能领2钱银子的济贫的面包补助、房租补助等等。

你我我好大家好。

这就等于什么？

等于对大农场主、大产业主、大资产者来说，这就是脱裤子放屁的循环：我缴纳的济贫税，最终通过工资调节，等于我根本没交钱。只是把我该付的工资，一半以工资的形式、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济贫补助的方式，发给雇工。

而对自耕农、小土地所有者、小手工业从业者来说，这就不是脱裤子放屁了：我是自耕农，不可能专门去雇人干活，但济贫税我还得交。

很显然，这推动的是什么呢？

推动的，是自耕农破产、小手工业者破产。

推动的，是农场规模扩大兼并土地、工场手工业打败小手工业者。

推动的，是底层使劲儿生孩子，然后工资越发的低，要么去做工要么当契约奴。

如今，英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《济贫法》改革，但改革的方向，从经济学原理来看，仍旧是以“鼓励兼并、鼓励工场业、消灭小农、消灭小生产者”为方向。

反过来，大顺这边，实际上也在酝酿一场税法改革。

然而，以松江府准备试行的“十一税”国库地方分税改革来看，大顺的税法改革，实际上是一场“抑兼并”的改革。

通过明确的十一税，砍掉在自耕农、小农、小生产者身上的摊派、地方加派、徭役力役等。

这次改革砍的这一刀，实际上是砍在了士绅身上，因为他们有合法的避摊派避力役的能力。

也就是说，之前每年全国至少大约一亿两的有形或者以劳役模式的税收，其中2500万的国税土地税，是按照土地均摊的；而剩下的7500万的地方税，实际上是全压在了自耕农、小农的身上的。

现在，理论上如果税法全国推广，则是将全国的总土地税收定在7000万两，国库依旧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万，剩下的4500万归地方。但，这7000万两的总税额，是均摊在全国土地上的。

这就使得自耕农不容易破产、小农经济更加稳固、男耕女织的模式更加持久，且更能抵御冲击和天灾。

两种税法改革的区别，也就是英国和大顺之间的最大区别的一个体现。

大顺无论哪个皇帝，至少在出发点上，绝对不敢实行“鼓励兼并”、“鼓励小农破产”的政策。

当然，执行下去变成什么样，那又另说。

刘钰和法扎克莱说，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运动，也不是完全瞎说。毕竟，陈胜吴广是与人“佣耕”而不是“佃耕”，没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，都是私有土地的话，怎么圈？当年先秦村社的公地，又归谁了呢？

只不过，可以理解为，农业技术进步飞快但工业技术没达标，最终这一步走完，可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却又不足以让城市和工厂容纳那么多人，但农业技术却早已达到欧洲16世纪的水平，于是最终搞出的租佃制和小农经济。也促使讲仁义的儒家魔改，以及复井田在汉朝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就成为一种反动了。

应该说，要是英国圈地运动继续进行，却又没有美洲泄压和工业进步，人口继续暴增，早晚也得走到小农加租佃这一步。

这是一种妥协，给底层的巨量人口一条差不多恰恰饿不死的活路，否则就是你死我活。英国砍完国王脑袋那段期间的掘土派运动，已经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