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中国讨价还价。

而现在呢？我们手里有任何筹码吗？

只有先降低关税，才能用提高关税做筹码，讨价还价。

现在关税这么高，我们是没有任何筹码的。

可偏偏，议会的那群蠢货，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。

如果这条路走不通，那么就应该从荷兰那里学到足够的经验。

荷兰人能够在日本站稳脚跟的原因，是他们得到了东南亚。

我们如果不能降低茶叶关税、却还想要在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，就需要得到印度。

足够近的距离，才有足够大的贸易额。从英国到大顺，棉花粮食都是无利可图的，因为运费和周转；而如果我们离得足够近，即便是棉花粮食这样的低利润的商品，也有利可图。

我说，不要再在中国这边做任何努力的尝试，毫无意义。

我说，要解决中国贸易的困境，要么在孟加拉解决、要么在西斯敏斯特宫解决。

总之：

中国贸易的问题，无法在中国解决

然而，他们却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。

呵，一群蠢货。

甚至还有蠢货认为，应该再去告御状，说明白这一次澳门的鸦片贸易和公司没有直接关系，要大顺官员学学法律，弄清楚责任关系。

甚至，有蠢货建议，在皇帝过些天可能来松江府的情况下，绕开军队的监视，去拦路告状……

我很震惊！

躲开监视的军队，去拦截皇帝的御驾？

去和皇帝讲什么犯罪的直接关联和间接责任？

上帝啊，公司为什么会派这样的蠢货来中国？

敌在利德贺街！

1月20日。上海。天气未知。

我拒绝参加那些蠢货的讨论。躺在床上一整天。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弱智的决定，我只能选择在2月4日跟船离开。

我可不想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一生。

公司内部当然可以存在争斗和勾心斗角，但却不能因为派系缘故，派一些根本不懂东方现实的人来中国。

他们用在美洲、非洲、甚至印度的经验，来套用中国。

这是对每一位股东的犯罪！

1月21日。上海。天气未知。

我依旧拒绝出席他们的讨论。不过公使先生站在我这边，他认可我的看法，看来至少他们不会做出极不明智的决定。

无论如何，我要给董事会写一封信，并且中途需要印度方面的建议。

这件事，只有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来决定。

幸好，公司的股东大会的特点，决定了我很有胜算。

根据1689年的垄断授权法案，公司董事长不再由政府任命——以此，作为迎接荷兰人做我们国王的条件。

他不答应不再由政府任命董事长，我们便不认他做国王。

之前的国王对我们的控制太紧了，我们必须把他赶走。荷兰人乐于接受这样的条件，我们也乐于要一个这样的国王。

同样，当年的垄断授权法案，也进行了针对他们的修改。

公司只有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，才有推选董事会成员的权利。

只有2000磅以上的、且必须在英国出生的人，才有成为董事会成员的权利。

但是，无论有1000磅的股额，还是1000000磅的股额，都只有一票。

这可以保证，自我而上，人人平等。自我以下，皆无票权。

王室、大贵族、地产所有者、大投机商，他们在董事会的推选中，无论拥有多少股本，也只有一票。

而那些穷人，小职员，出资低于1000磅的，没有任何资格参与公司管理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公司的董事会，由一群稍微聪明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