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之，要么，末期程朱道德学问复兴，结果道德救世不管用，再来一波反思。

要么，考据学推动先秦典籍研究，引入诸子学以补儒，文艺复兴，托古改制。

而此时的大顺，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被斩断了。

因为刘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，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经济基础。

通过对大约二三十万漕工盐工河工的血腥镇压、扬州府淮安府以及运河区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的被迫迁徙，以及对外扩张、东北的种植业商品粮化等等一系列举动，使得出现了理学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。

考据学有个问题，有人做过比喻，说是“考据学在前期，就像是蚕吃桑叶，但他妈的光吃桑叶，不吐丝”。

这就是戴震做的那个“轿夫”和“大人”的比喻。

桑叶咔咔地吃了一堆，吸取了一大堆上古营养，但丝一点吐不出来；或者说，大人重要还是轿夫重要？明显是大人重要，结果新学问全都奔着天文学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学、水利学这些“轿夫”使劲儿，而塑造社会道德的义理始终立不起来。

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被理学家颇为忌惮的点。

比如曾剃头，就评价过，说这种学问最可恶。

张己伐物，专抵触古人之隙。或取孔孟书中只言片语，变更故训，另创一义。

历史上曾国藩最担心的方向，恰恰就是大顺此时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。

解构儒学体系，弄些只言片语，孔孟言语，先秦典籍，另创义理，变更古训，以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现实情况，达成群流附和、坚不可易的效果。

而这么搞，实质上就是某种程度的扬矢周孔。

因为从董仲舒开始，一直到宋儒，才最终把儒学整合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。下到黎民道德、中到治国思路、上到宇宙道统，这一套体系是完整的，所以周孔之学方能经久不衰。

而这群搞考证的开始，看似是在明正先儒，使圣贤之旨明于天下后世，但实际上却是在通过不断瓦解已有的体系。

没有后世的注解、体系、道统、整理，周孔之学是干巴巴的，不能作为下到黎民道德、上到宇宙道统的完整体系的。

这正是当初毛奇龄、李塨等人的担心之处。所以当初才会警觉无比，认为这是可能会扬矢周孔。

纯粹的周孔之学，是立不住的。甚至在战国时期就立不住了，最后是融合了诸子百家进行了自我修正，才算是站住了。

考证，会让很多东西，被考证出来那压根不是真正的周孔之学，而后世的体系很多都是依托那些东西搞出来的——继续考证，问题越来越多，《尚书》已经出事了；早在东汉，何休就怀疑，《周礼》压根就不是周公所做，纯粹是“六国阴谋之书”；到后期，更是怀疑纯是王莽改制时候自己编的，《周礼》根本就是“三流书不配为经”——其实很多人都明白，只靠基本圣经，撑不起整个封建时代。

那么，依照“六国阴谋之书、韩申之学”的《周礼》而变法的王安石；重视虞廷十六字诀而创学的陆、王；曲改先贤本意、糅杂佛心的程朱……这些人，要不要开除他们儒籍？

还是说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“时代所需”，秉持的还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真正大儒？

若是时代所需，那么时代在变，儒学要不要变？

俱往矣，如今的情况，如今的现实，又是王、程、朱、陆、叶、陈等等都无法解决的。

这种情况下，是否可以通过孔孟的“只言片语”、“断章取义”，来创建新的、时代所需求的“义理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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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章取义，本来就是圣人所用的办法。圣人讲诗，不也是断章而取其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