贵族官员们所青睐的金银饰品、白酒粮霜、海货玉石等奢侈品，大多数都是从南京道这里转手，再卖向其他地方。

事实上，走私所逃掉的税费，就是官府在正常商贸里可以收到的商税。只是走私者也无法独享这块收益，而是要拿出大部分，向地方军队以及官吏们行贿，从而加速了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。

百姓民生艰辛，官府同样举步维艰。南京道的走私贸易越兴盛，辽国的官府就发现越“缺钱”！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员，都不可能明白“贸易逆差”的概念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道理。

辽宋贸易逆差其实一直很大，但在澶渊之盟之后的近百年，之所以没有表现得太明显，得益于两点：第一就是宋每年要付给辽几十万岁币，这笔白给的巨款，被辽用来购买大量宋货，对冲掉了不少的差额；第二就是辽也有主力出口的东西，就是羊肉。宋国每年要花费巨资向辽国采购几十万头肉羊，又是平衡掉辽宋贸易差额中的大部分。

当年秦刚一力促成天津寨建立，最早是为了交易双国在明面上禁止的粮食与战马生意。后来的两地官员没那么大的胆子，慢慢回归了传统的商品交易。

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后面精彩内容！

这样一来，不仅原先大宋的丝绸、茶叶及瓷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，而且流求那里运来的白酒、霜糖以及南洋更丰富r 商品，全都成了辽国贵族无法抵御的需求。即使流求商人同样敞开需求，吃进辽国可以卖出的大批矿产、毛皮与药材等，但也无法抵销之间的巨大差额。

所以耶律和鲁斡不问事，而当时的三司使马人望无论如何严格管理、查处贪污走私，但也无法扭转官府营收的不断下降。

尤其突出的便是：辽国的钱荒越来越严重。

本来辽朝自铸的铜钱又少又差，大家都不爱用，边境贸易只通行宋钱。大笔的贸易交易中铜钱不够用，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方式。

但是，交易商品种类多了后就麻烦了。因为卖毛皮的人未必需要白酒，就算东西愿意换了，也会因为未必等值而产生种种麻烦。

幸好在流求与倭国九州的金银矿支撑下，海商们便使用起携带方便的金铤、银铤，而它们大多都出自于颇有信誉的四海银行。

秦刚当年在高邮丁忧时，就曾让谈建带人研究并筹备发行“四海钱引”。

事实上，古人的聪明程度超乎想像：这批中国最初的金融专家们，拥有着丰富的钱庄实践经验，再加上秦刚的专业点拨，他们便迅速掌握了货币的根本含义。既充分领会到纸质货币的绝对优势之外，也弄明白了之前交子推广失败的原因：其一是官府发行缺乏规划，不是为了市场需要，而是为了自己缺钱而印发，从而导致交子泛滥；其二是官府缺乏信用担保手段，在交子泛滥引起贬值时，更没有应对措施，反而共同参与了对百姓与商贾利益的掠夺。

之后秦刚因为出事而无法进一步指导，谈建只能依靠自己的实践摸索，一步步推进。

四海银行先在各地努力推广金银铤，一是建立起自身的信用，二是以它们摸清市场对大额交易的真实需求。接下来，四海钱引便以金银铤的替换券的形式出现：

商人在甲地将大批金银铤先兑成钱引，便于携带。到了乙地后，再将钱引兑换成金银铤用于交易。这种异地通兑的便利性，让商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四海钱引。

之后，四海银行一方面保障钱引随时可兑成金银铜钱，同时也会在兑换时收取一定手续费。而一部分商人意识到：如果让交易对方也接受钱引的话，他们则会省下可观的手续费。

秦刚从辽阳回到流求时，先是了解到四海钱引已经得到了流求商人的普遍应用，然后更是惊讶地发现，在没有国家意志的加持、也没有成型的金融秩序保障的情况下，谈建这批最原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