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求利”、“不讲诚信”、“放高利贷的汉人”、“和你交往是为了骗走你的羊”等等的代名词。

在四川搞这么激进的工商业政策，皇帝觉得只怕肯定是打不完的官司、扯不完的淡，闹不完的民变。

这是其一。

其二，大顺在四川的休养生息政策，以及改土归流和之前的夷汉之防，都使得四川的官员秉持着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思路。

最好保持原样，否则交流多了，两边肯定闹矛盾、出问题。

到时候，稍微一碗水没端平，就得打起来。

打起来之后，官员心说可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，这辈子升迁无望了。

是以这种环境之下，四川的官员一个比一个保守，这都是政治智慧。

要搞激进改革，就得把四川的官员轮换，来一场官场换血，派支持改革发展工商的那一派去。

但是，那群人又太激进了。

觉得现在军改完成，巴不得闹点军功，打起来才好呢。

不打，不故意制造矛盾，怎么立功发达？

开个矿，出点事，怕就不是息事宁人了，而是添柴加火，干干干！

之前的官员，是担心“少一失检，动起边衅，利未得而害生”。

激进派，则根本就是“动起边衅，闹起来就打，反正如今有好枪好炮，怕他鸟甚？”

和稀泥的中间派？和稀泥的中间派，能处理好民族交错地区的种种问题？皇帝根本就不考虑。

而朝中坚定支持改革的，都是些什么人？都是些今天喊着要复汉唐旧域、明天嚷着要血染梵蒂冈复传教案之辱的——夷可往，吾亦可往。

为啥？

因为刘钰的这一套，既没给出三代之治，也没给出大同兼爱，更不是天堂美好。

但凡讲点“仁义道德”、“王道政治”、“以民为本”的，就没有个彻底支持的。办事总得有个目标吧？为啥要这么办？

显然，刘钰总不能说是为了挖坑埋大顺，那唯一似乎能算是个目标的，也就是汉唐雄风、对外征服，起码这是个目标。

虽然松江府的商人欢欣鼓舞以为又要打仗，可皇帝压根没这打算，改土归流也不全是暴力手段，再说也需要时间，皇帝不希望在这种时候、在这个已经找对了路慢慢消化、“花苗”的时间里，用这么激进的政策，直接激化矛盾。

打，倒是不怕。但打得有目的啊，如果是为了“化苗”、“稳定”，显然，似乎在皇帝看来，开矿纯粹是往反方向走。